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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 全球經濟延續低速增長，疊加新型綠色貿易壁壘的構筑增強，給我國經濟發展和能源轉型帶來新挑戰
近中期看，全球經濟仍將延續低增長態勢，通脹風險猶存，財政等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同時，發達經濟體正加速構建以碳排放為核心的新型綠色貿易壁壘，特朗普“新政”下的美國能源和環保政策或面臨轉向，貿易政策趨嚴，對我國鋼鐵等傳統制造業及出口增長主力“新三樣”的發展都將形成新挑戰，外部政治經濟環境日趨復雜。
? 全球經濟低增長趨勢仍將持續，通脹下行放緩，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外部發展環境風險提升。“十五五”時期，受到人口老齡化、新增就業減少、地緣風險上升等因素共同作用，主要經濟體的潛在經濟增速將呈現持續放緩態勢。發達經濟體降通脹面臨進一步挑戰，美元上行壓力增加，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也將遭受不利的溢出效應。隨著債務上升、經濟增速放緩和赤字增加，一些國家的債務形勢不容樂觀。多邊貿易體系受到挑戰，政策不確定性顯著上升。
? 發達經濟體碳貿易政策制定顯著提速，碳貿易壁壘形成新挑戰。發達經濟體正構建以碳排放為核心的新型綠色貿易壁壘，以主導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歐盟《新電池法》、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等政策的逐步實施，將對我國傳統制造業及“新三樣”等清潔行業出口形成新挑戰。
? 特朗普“新政”下的美國能源和環保政策或面臨轉向，貿易政策趨嚴，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鼓勵化石能源發展、支持頁巖油氣開采、放松LNG 出口項目審批限制等政策，將促進全球市場油氣供給的增加，利好我國油氣進口需求。另一方面，在“美國優先”“制造業回流”的理念下，美國或將采取更加激進的關稅政策，使我國出口貿易面臨挑戰，也有可能加速相關產業鏈轉移趨勢。
國內經濟： 我國經濟社會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近中期看，能源消費增長對經濟發展的托舉作用將持續顯著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猶存，但長期向好趨勢不改。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新型工業化進程加速，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為能源轉型發展注入新動能。
? 我國經濟處于結構調整、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高質量發展成為破題之鑰。從發展態勢看，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隨著各項存量政策效應繼續釋放，特別是增量政策出臺實施，市場預期明顯改善。一攬子增量政策推出，更加注重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既注重解決當下突出矛盾，又著力推動經濟穩定向上、結構向優、發展態勢持續向好。“ 兩重”“兩新”加快推進，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等形成化債“組合拳”，為地方發展減負擔、增動能。
內外部不確定性因素猶存，但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新質生產力發展加速，能源消費增速短期有所回彈、中遠期將步入減速達峰軌道。當前至2030 年，我國將全力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GDP 平穩增長、高水平城鎮化建設和高等教育人口規模擴張，這些都需要能源供需規模進一步擴大。外部環境不確定性風險猶存，內部有效需求相對不足，預計2030 年前，我國第二產業仍需起到穩定宏觀經濟大盤的壓艙石作用，其增加值在GDP 占比將保持在30% 左右，對能源消費總量起到托舉作用。產業內部結構調整將對能源消費量及結構產生重要影響，高端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疊加生產性服務業的升級發展，將有利于促進產業領域能源利用效率提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轉換和新質生產力加速發展，將推動我國經濟發展逐步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低碳產業： 技術路徑競爭悄然升級，旨在盡快破解非化石能源消納瓶頸，為能源系統深度脫碳提速賦能
低碳技術攻關和產業轉化進展，對于能源轉型路徑方向抉擇至關重要。伴隨著非化石能源供給激增和消納瓶頸，我國能源轉型路徑之爭再度浮現，相應的，低碳技術競爭正在悄然升級。
? 我國低碳產業起步較晚、發展較快，實現能源系統安全有序、綠色低碳轉型面臨的難度和挑戰更大。以太陽能、風能發電為例，根據英國能源學會（EI）統計，截至2023 年底，中國風電光伏累計裝機10.5 億千瓦、占全球風電光伏裝機總量的43%，風電光伏發電量合計1.47 萬億千瓦·時、占全球風電光伏發電總量的37%、占中國發電總量的16%；而在10 年前（2013 年），中國的風電光伏累計裝機僅為0.9 億千瓦、在全球占比21%，風電光伏發電量僅有0.15 萬億千瓦·時、在全球占比19%、在全國發電總量占比不足3%。為加快破解非化石能源消納瓶頸和發展問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加強頂層規劃，加快推進電網建設和跨區能源傳輸通道建設；二是開展煤電靈活性改造、新增調節電源和儲能裝機，以提升系統調節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市場機制和價格機制，在需求側鼓勵非化石能源多元化消納，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增長。
投資對能源轉型方向起到指示作用，中國是能源投資規模最大的經濟體，用于可再生能源發電的投資占比超過40%、約為化石能源的2 倍。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統計，2024 年，中國的能源投資規模高達0.85 萬億美元，接近全球能源投資總額的30%，約為美國和歐盟的1.5—2 倍；對比2019 年，中國在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有所減少，在可再生能源發電、提升能效等方面的投資增長約70%，而在電網和儲能方面的投資漲幅不足10%、與電源增速不相匹配，同期，歐盟對電網和儲能的投資都略高于可再生能源發電。為實現COP28 會議提出的2050 年實現能源部門凈零排放、到2030 年將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增加2 倍、將能源效率提高1 倍等目標，根據國際能源署（IEA）預測，到2030 年，從全球來看，需要在可再生能源發電、電網和儲能方面投入相當于2023 年2 倍的資金；對于中國而言，2030 年的能源轉型投資總額將超過1 萬億美元，并且當務之急是優化能源供給側和需求側的投資結構，特別是增加用于提升終端能效和推動電氣化轉型的投資規模。
政策導向： 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將在管控重點、政策措施、轉型動力等方面呈現新趨勢
宏觀政策對我國能源轉型的影響直接而重大。隨著能源轉型的探索實踐，國家對轉型伴生問題的認識不斷深入，對轉型規律趨勢的把握更加精準。梳理分析近期出臺的能源相關政策，我們認為，未來一段時期，我國能源轉型的政策導向，將在堅定落實“雙碳”目標的基礎上，呈現三種新的趨勢。
? 趨勢一：制度管控重點從能耗向碳排放轉變，先控強度、再控總量。當前，我國將能耗強度降低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約束性指標。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加快構建碳排放雙控制度體系工作方案》，我國將從“十五五”時期起，實施以強度控制為主、總量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并在碳達峰后，實施以總量控制為主、強度控制為輔的碳排放雙控制度。政策轉變將直接引導各領域各行業用能綠色低碳轉型，加快非化石能源消費替代及化石能源達峰退出，促進能源消費與碳排放“分化”，以清潔能源服務支撐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 趨勢二：政策措施將聚焦目標約束，鼓勵市場競爭，弱化直接補貼。經過十多年大水漫灌式的補貼扶持，我國新能源產業已具備規模化、市場化發展條件。隨著能源系統中新能源占比的快速提高，穩定供能、時空調度、充分消納等問題不斷暴露，目前看來，任何一種低碳轉型方案都或多或少存在可靠性或經濟性問題。隨著政策措施的轉變，預計各領域各行業推進轉型的目標更清晰、約束更有力，同時在落實轉型的具體路徑選擇上獲得更大的自由度。我國能源深度轉型的路徑方向將在這種市場競爭中日漸明晰。
? 趨勢三：政策系統性、協同性再增強，能源轉型動力將從政策引領向產業驅動轉變。“雙碳”行動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長期以來，我國能源轉型政策強調“從現階段國情實際出發”“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處理好各種關系”。隨著供給側新能源產業實現規模化、市場化發展，以及需求側大規模設備更新的實施，我國能源轉型將與產業升級、經濟增長更緊密地融合，為綠色低碳轉型發展賦予更強勁的產業內驅力
轉型情景： 近中期能源三角張力更為凸顯，能源轉型存在協調轉型、安全挑戰、綠色驅動三大可能性路徑
過去幾年，我國低碳產業迅速發展，清潔能源供需協同增長，能源轉型取得歷史性成就，即將陸續迎來碳達峰、能源消費達峰的關鍵時點。在新舊能源體系接續轉換的過程中，能源三角平衡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一是能源安全的內涵正在擴容，能源系統、特別是電力系統的運行安全問題備受關注；二是實現綠色低碳目標存在多種可能性路徑，但它們在可靠性、經濟性等方面都不盡完善；三是能源利用成本隨著加工轉換環節增多和存儲調度要求升高而增長，如何在全社會范圍內公平合理地負擔能源轉型成本正在成為重大議題。
為維持能源三角動態平衡，高質量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雙碳”目標，我們認為，中國的能源轉型環境和路徑存在以下三種情景。
? 協調轉型情景：國際局勢總體平穩，全球產業鏈有序重構，單點沖突事件對油氣等大宗商品貿易的影響可控；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完善，人民生活品質進一步提升；天然氣擔當轉型“橋梁紐帶”，2035 年前后綠氫、儲能、CCUS 等低碳技術獲得成本競爭力，國家各項綠色低碳轉型目標如期實現。
? 安全挑戰情景：國際局勢持續緊張、分歧加劇，全球經濟復蘇增長受阻；國內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承壓，產業轉型升級進展不及預期；電氣化轉型和非化石能源消納問題更加突出，使得煤炭等化石能源達峰更晚、退出更慢，需更加依賴CCUS、資源循環利用等技術實現降碳目標。
? 綠色驅動情景：國際局勢總體平穩，全球氣候治理全面升級；國內新質生產力迅速培育，賦能新興產業健康發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綠色低碳科技攻關和產業轉化加快推進；以非化石能源為主的新型能源體系加快構建完善，更早實現對化石能源的規模化替代。